去北京顺德昌船舶管理公司报到时，对于海盗袭击一事他们只字不提，没有一句关切的话，每个人拽的像二五八万似地，见我都拉长着脸，哪怕彼此说说笑笑，见到我马上脸色就变了，仿佛我欠他们每个人不少钱。。
　　

我们认识吗？好像见过一两次吧，看上去有点面熟。
　　

他们配合得很默契，应该不止一次这么做，我不是第一个让他们有这种反应，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跟被剥削阶级的关系逐渐定型。
　　

我签了合同，早签了，第一次上NORDMARK轮的时候就签了，只是当时没有给时间我看，出发半小时前给我签的，他们逼得紧，我没机会看，还有很多的手续要办，后来看了，可惜，后悔已经晚了。
　　

长途跋涉回来，行李被扔在了一边的角落里，口渴了没有人给自己倒水，他们都很忙。自己找到饮水机，却不见一次性的水杯，渴，忍着吧，已经忍了很久了，继续忍。
　　

问问人吧，人家没空为这个搭理你。
　　

我根据他们的要求，乖乖的把工资清单奉送给了他们。
　　

见我六个月实习下来在船领了700来美金，财务部直接将我800多leave pay（下船支付的一类工资）扣得只剩300人民币。
　　

我没有反应，也不敢有反应，我做错了。
　　

为什么错？我不该为了争取该有的利益而损坏顺德昌这家大名鼎鼎，船舶管理公司的名誉。
　　

审讯终于开始了，我被带进了一间比较小的会议室，四周有些黯淡。
　　

代理公司的主管拉着脸说：“船东给我发了这么长一封邮件。”她像拉弓箭一般在空气中扯开两手之间的距离。
　　

我想这个很夸张，但不夸张不行。
　　

仿佛他们强制扣去我的那些工资，也是他们辛苦的劳动所得，说几句实话就等于戳了他们脊梁骨，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
　　

见我默不作声，主管雪馨抱怨道：“密密麻麻都是问题，你叫我怎么妥善的答复人家，那边正在考虑是否解除所有中国船员的合同。”言下之意是我会拖累其他的中国船员跟自己一起失业。
　　

我刚出道，不知道她这是在吓唬我，因为在2012年他们也送了两个实习的机工去诺德的巴拿马级成品油船，这条船跟NORDNEPTUN轮可以姐妹相称。
　　

实习机工的工资为每月200美金，这也是诺德公司跟顺德昌的合约，船上的二副正是当初我在NORDNEPTUN轮上的三副。
　　

他们一起上的船，老总佟顺昌认为这是中国船员在诺德这家德国公司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如果一切进行顺利，说不定中国船员将逐渐取缔菲律宾船员在诺德这家公司的地位，站稳脚跟。
　　

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便宜，如果喜欢还可以当牲口一样使唤，后面要提到的黑山老妖将会把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老总佟顺昌嘱咐中国二副说：“上船把他们看紧点，别让他们给我惹事。”
　　

老板的愿望是好的，200美金，1200多块人民币不说在国外，即使在中国的农村，能做什么？
　　

实习机工居然愿意为了这200美金上船，开始他们面朝钢板背朝天的生活，他们是傻逼吗？
　　

不是，他们想着有一天能够转正，因为老板说了，转正后中国船员的工资会比菲律宾船员的还高，而当时菲律宾水手一般能拿到6000人民币以上，随着资历和在公司工作的时间增加，工资会慢慢的上涨，他们很有远见，他们看到的不是200美金，而是后者。
　　

作为中国人，身在异地可以充分的展现出他自身的朴实跟勤劳，船上的轮机长也看到了这点，他给了机工提职报告。
　　

塞浦路斯的人事部收到提职报告的第一时间询问了顺德昌管理公司老板佟顺昌同志的意见。
　　

提职被否决了，是顺德昌的老总否决的。
　　

凭什么？
　　

如果机工提职了，机工的工资涨了，顺德昌的管理费就少了。
　　

身在异地的机工绝望了，他俩欲哭无泪，自己的辛劳付出东流。
　　

当然，他们在船上也学到了很重要的一条生存法则：维权
　　

机工罢工了，船长并不是顺德昌的同伙，他有良心，他更害怕机工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如果机工有个三长两短，船长将是那个背黑锅的人，顺德昌说不定还会借机发回死人财。
　　

让他们下船吧，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实习机工的位置被菲律宾船员取代。
　　

载着两名实习机工的飞机在北京国际首都机场降落，两名机工失落的走下飞机，他们没有再踏进过顺德昌船舶管理公司的大门。
　　

老总佟顺昌把责任归咎于那个刚下船回来的二副：“你为什么不看好他们俩？”
　　

二副一脸的认真：“我没有这个义务，我不想受到良心的谴责。”
　　

忽悠，你们可以继续忽悠。
　　

主管雪馨是个外表很文静的女孩，从大学毕业没两年，既然能在短时间内混到主管这个位置，她办事能力和嘴皮上的功夫可见一斑，更何况她称呼这家民营企业的老总佟顺昌时格外亲热。
　　

我显得异常小心，好汉不吃眼前亏，对于雪馨劈头盖脸的指责我不加任何反驳，只是一个劲的道歉。
　　

临走前雪馨郑重的警告道：“你不可能一辈子跑船，得学会做个聪明人，别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除了默不作声，也只剩连连点头了。
　　

可即便这样，他们也在将来让我因为一时的“失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到家后，疲惫、懊恼、沮丧、愤恨充斥着我（感情显得很复杂，原来这就是走出校门的社会）但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也想到了维权，给财务部打去一个电话，我知道钱进了这帮人的口袋，就等于羊入虎口，他们连骨头都不会舍得吐出来。
　　

按照他们的一贯做法，我想要一份收据，将来如果打官司兴许用得着，因为每回即使找他们报销一毛钱，他们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还要我当场签字，特容易让人想起古装剧里死刑犯认罪画押的场景。
　　

财务部某个女的声音倒是很甜，很浓的京腔，她直接告诉我：“帐已经给做进去了，作为社保备用金和社保金，社保可以为你交到明年6月，如果你想要收据，只能明儿个来北京总部领取，过时不再补办。”（这种收费标准都快赶上封建社会的苛捐杂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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